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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尽管这样，对于纯子否认自己对清志和誉怀有杀人意图的供述，检察官在陈词中还是作出了如下认定：“纯子怀有杀人意图，这是明确的。”就这一点而言，其中存在巨大的矛盾。

旁听者普遍预测，对松永太的死刑判决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绪方纯子可能会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原因首先是纯子被松永以虐待手段支配了长达二十年之久，她无法拒绝杀人的指示。但是，检察官主张松永和纯子之间没有支配关系，因此两人负有同等的刑事责任。

检察官说：“一方面，松永敢于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满足他强烈的金钱欲望，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地小心，以至于表现出一种病态，不惜一切代价销毁证据，甚至不留下一根头发。然而，纯子的性格中存在瞬间冲动的倾向，会非常快地做出决定，行为鲁莽，或者说自以为是。也就是说，松永想出了各种大胆而巧妙的犯罪，但他过于小心谨慎，非常讨厌弄脏自己的手，绪方就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她轻易就会放弃思考，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甚至忠实地执行松永给出的犯罪指示。坦率地讲，两名被告就像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毫无是非观念的犯罪发起者，另一个是忠实遵循指示的犯罪执行者。”

另外，检察官还提到纯子在杀害母亲静美和外甥优贵的时候，是不愿意听从松永的指示的，因此认为纯子未必会绝对服从松永的指示。他认定：如果纯子挺身而出，试着去阻止的话，那么至少小彩和优贵这两个幼小的生命是可以被拯救的，其他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纯子有很多机会去阻止案件的发生。

检察官进一步认为，松永支配纯子时，与其说是借助通电的手段强迫她服从，倒不如说是想尽各种手段来说服她。他的结论是，“两人之间虽然自始至终是上下级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具有压制绪方个人意志的主导性作用，因此不能允许绪方的刑事责任低于松永”。

但是，检察官一方面认为，誉一家之所以绝对服从松永的原因在于，因电击虐待和生活限制所形成的心理性支配；另一方面，却不承认这种心理性支配同样作用于长期遭受严酷虐待的纯子。这难道不能说是逻辑上的漏洞吗？

预测纯子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第二个理由是，纯子的供词对查明案件的全部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主犯林郁夫，便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检察官请求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本案中的纯子虽然作出了详细供述，却仍然遭到了检察官的严厉指控。

检察官说：“在查明本案的过程中，我们不否认绪方的供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和松永自始至终坚持荒谬至极的狡辩相比，她的供词只不过是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即使把绪方的供词作为一种有利的情形考虑在内，也不足以抵消被告销毁证据的行为以及被捕后长期保持沉默和拒不认罪的事实。更何况对于这样的理解，认为这种供词可以减轻对杀人案的量刑，无疑是在践踏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感情。显然，绪方的供词不能成为其逃避死刑的理由。”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审判中，绪方纯子的律师做了结案陈词，再次否认了纯子对清志和誉的杀人意图，认为被告应该以伤害或伤害致人死亡罪而被起诉。此外，针对检察官声称的松永和纯子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的说法，则予以了正面反驳：“由于松永的长期虐待，绪方在精神上受到了支配，无法拒绝杀人指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律师团首次公布了一份心理鉴定意见书，意见书中分析了纯子无法回避杀人的心理学背景。与用于确定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鉴定不同，心理鉴定是在被告具有责任能力的前提下，作为量刑的判断材料而被使用的。

鉴定者是专门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筑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精神病学家中谷阳二。在拘留所与纯子会面并进行访谈和心理测试后，中谷分析说，纯子的行为倾向和价值观在遇到松永之后发生了变化，具有被家暴女性的典型特征。特点包括自我评价低、自己承担施虐者的行为责任、否认愤怒和恐惧的同时又感到内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适用于纯子的情况。中谷以纯子的门司站逃跑一事为例，他认为这个例子具有象征性意义。纯子在门司站逃跑之际，还在考虑施虐者的情绪：“怎样才能在不给松永添麻烦的情况下死去”。

此外，关于松永，中谷教授指出他“拥有运用各种巧妙技巧来操纵、支配他人的非凡才能”。他说松永的足智多谋和对电击的运用，可以说相辅相成，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中谷教授说：“多年以来如例行公事一般的反复电击，带来的效果非常强大。‘在被诘问之后，否认会被通电，肯定也会被通电，沉默还是会被通电’的模式逐渐导致被施虐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避免眼前的电击’上。（中略）无论做什么，脑海里首先浮现的都是‘通电惩罚’，因此，相对的，理性的行为选择和动机意识则被遮蔽。产生的后果就是，绪方最先考虑的是如何敏锐地把握松永的意图，准确地遵循松永的指示。（中略）松永的指示并不是直接和明确的，他总是采取一种委婉的建议和暗示的形式，但绪方会立刻将其作为执行的标志，不给自己留下任何思考批判的余地。尤其重要的是，松永似乎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绪方的这个弱点。”

中谷教授的结论是，由于长期遭到虐待，纯子对松永产生了强烈的顺从心理，这导致她参与了一系列的犯罪。他说：“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很难将这种行为看作基于正常决策所做出的行为。”

根据这一鉴定结果，似乎可以将责任能力作为审判的争议点，因为纯子在犯罪时是刑法意义上的“精神衰弱者（精神失常导致判断善恶能力减弱的人）”。但是，纯子的律师团列举了如下事例：纯子为避免静美被杀而向松永提议住院、为推迟理惠子的被杀时间而和主也商量，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绪方具备相应认知能力，清楚不能杀人，清楚这一行为的违法性。”

在此基础上，纯子的律师团提到刑法中的“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认定犯罪者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不能或不会以正常的理性方式行事，就可以将之视为酌情减刑的理由。

纯子的律师团是这样申诉的：

“应该说，期待绪方在犯罪时采取理性行动以避免杀害他人是极其困难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确证：主也是一名前警察，很年轻，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但他杀死了静美和理惠子。而且，完全没有犯罪倾向的理惠子也直接参与了对静美的杀害。